第四次讀書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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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讀書會會議紀錄】

時間:2020/12/13
進度:《記憶的紋理》第三章至第四章

本次讀書會閱讀內容為李紅濤、黃順銘《記憶的紋理》第三章、第四章。首先由于庭與博臻進行導讀,再由成員們綜合討論。

第三章為〈恥化敘事與創傷建構,1949-2012〉,係由于庭先為大家簡介這一章是如何進行文本分析法:一、問題意識:
  •  概念問題:南京大屠殺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後,是如何被重新發現與呈現的呢?
  •  經驗問題:南京大屠殺是如何被建構為創傷文化?新聞媒介借助那些行動主體來建立其敘事?加害者、受害者、見證人扮演何種角色?紀念文章浮現的主導敘事為何?如何隨時間變化?
二、研究方法:
  • 研究材料:《人民日報》
  • 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編碼、抽樣)
三、重新發現南京大屠殺
  • 觀察時間分布
  • 三個變量:假設變量:1.大屠殺周年;2.抗日戰爭十週年;3. 中日兩國摩擦事件數量。
  • 統計數據:諸如104頁所呈現
  • 紀念語境:抗戰的大敘事之下出現
四、記憶的空間
  • 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為中心,其他地方紀念館為邊緣(新聞選擇機制)
五、恥化敘事與雙重創傷
  • 兩個主流敘事:1)透過紀念報導重新建構文化創傷;2)如何對待歷史
  • 四種文章主題:紀念事件、否定言行、日本各界的反思與懺悔、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 總量統計、年代分布統計
六、誰在說話?
  • 國家vs社會群體
  • 加害者、受害者(受害者與倖存者)、抵抗者、見證人
七、結語
  1. 紀念報導的數量與中日關係摩擦事件最有關聯
  2. 主題分布上,紀念事件數量最多,但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否定言行與回應文本的內容更豐富。加害者與受害者都可能運用於文本。
  3. 過去的軍國主義之惡,用以突現當下中日關係。
至於第四章〈以數字標示「記憶之所」〉,則是由博臻進行簡單的介紹:
 問題意識遇難者的數字標示在「記憶所繫之處」的分布下,如何透過不同的材料、設計與置放被賦予意義,形塑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所承載、物化的一組記憶話語,又激發、容納各種行動者特定的記憶實踐或記憶展演。為說明數字標示如何被用作符號,參與空間的界定與區隔,成為界定記憶所繫之處物化集體記憶、孕育記憶實踐的工具,這章將依序討論下列問題:
  1. 由不同行動者介入而生產的數字標示,如何成為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空間界定與區隔之標示?
  2. 這些標示如何被放置在紀念館中的特定集群之下,與集群中其他物質的、表徵的元素互動,進而賦予該集群特別的意義,產出特定的話語?
  3. 這些標示如何激發或容納行動者各自的記憶實踐或展演?
  4. 這些記憶實踐各自如何受到展演腳本的形塑,表現出何種腳本效應?
理論Manuel DeLanda從集群的概念下發展出集群的理論,以社會構成的元素及其相關聯的動態、置換等功能考察社會的複雜性,並將要素與集群分別在不同層次的關係稱之為集群的鑲嵌,以此分析現實社會中微觀與宏觀之間跨層次的問題。Tim Cresswell在此基礎之上提出「場所作為集群」的理論,主張一個場所是由「物質性」、「意義」與「實踐」三種要素共同組成的時空集群。由此,本章探討數字標示與微觀集群、中觀集群以及宏觀集群之間如何形成跨層次的關聯,並透過集群理論中「表意性」與「凝聚性」的概念,解釋微觀集群的物質意象及其文化意象之間的隱喻關係,接著根據場所作為集群的想像,說明數字標示形塑的常規化實踐,如何在世俗時間和神聖時間裡展開。
 材料:田野觀察、深度訪談、文獻檔案
四種話語的比較 話語範疇時間指向對象指向話語作用方式話語穩定對抗話語政治現實記憶謀殺者反應性的低譴責話語倫理歷史侵華日軍非反應性的高起源話語法律歷史侵華日軍非反應性的高紀念話語記憶歷史遇難者非反應性的高 記憶實踐與腳本化記憶實踐的行動者,包含了解說者與導遊、攝影中的遊客、攝影、獻花/旗儀式的散客與集體觀眾,透過對此前台凝視的考察,擬加以分析其腳本效應與社會用途,並進行世俗時間與神聖時間之比較:
  1. 世俗時間:集體觀眾、散客→(規訓般的)身體操演→展場裡的視覺能見度高,卻幾乎未能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
  2. 神聖時間:官方代表→常規化的公祭儀式→媒體相應的報導(1997年後公祭改在組合雕塑前舉行,新聞照片中幾乎總會出現雕塑上的數字標示)
最後則由于庭主持討論,針對這兩章運用的理論、分析與論證以及敘事等進行反思。柏琮首先提到,第三章用了很多統計數據來呈現,但是感覺這些統計結果其實和經驗結果差不多,是不是有需要使用統計分析呢?例如說,有研究者用日治時期的檔案分析來台官僚的男女比例,發現男性比例遠遠超過於女性,但是這就跟一般大眾了解的經驗事實完全相同,那個時代就是男女不平權,其實並不需要大費周章跑統計數據。再者,除非是過去有留下周全的統計資料,像是經濟數據,否則以前留下的資料,有時候本身就有很多問題,可能是拼字問題,紀錄者並不在意數據的準確度而出現許多錯誤,這樣狀況下其實就會有許多問題。文喬針對分析數據的數量進一步提出質疑,要有多少的數量才適合用統計數據?歷史學大部分的證據不會超過一百個,其實簡單用的圖表應該就可以顯示清楚了。或者問說,什麼情況下是適合用統計數據,更能清晰表現數據的意義,數據數量超過多少、或是統計年代超過幾年等等。于庭則認為,在第三章的報告裡面,統計數據可以呈現兩個不同變項同時出現時,對於研究現象影響的程度。有時候,我們可以知道哪些狀況會影響到研究對象,可是卻很難說出到底這幾個狀況何者影響最大,統計學在這方面可以用數字給出較為清楚的答案。

關於第四章,文喬率先點出,第四部份討論災難具有紀念性的數字,可是似乎並沒有對於究竟這個數字從哪裡來?又是如何定調的過程有所著墨。另外,中國方的紀念館裡雖然對於受難者有明確的描述,但卻對抵抗者是誰幾乎沒有說明。當時抵抗日軍入城的是國民黨軍隊吧,假如明確且出來,就承認了其實共產黨軍隊沒有扮演重要角色。柏琮則提出另一個疑問,台灣這邊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與中國那邊的紀念內容有什麼不同?也可能跟戰後中華民國與日本外交關係有關,兩邊的關係與合作是很密切的,所以中華民國政府應該不願意太凸顯南京大屠殺。文喬認為,分析點應該是199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斷交,台灣這邊又開始討論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內容。也有學者撰文回應台籍日本兵是否有參與南京大屠殺,解答是,當時台灣人是軍伕,所以並沒有拿武器上戰場的問題。至於博臻,則提到關於記憶實踐腳本化的問題,文中提醒了紀念館展示設計時常出現展示館設計者和實際導覽者的想法不一致,尤其是空間設計上,並非由具體的文字表達,時常有現場導覽人員不瞭解展場空間設計,導致脫離腳本演出的狀況。那麼在台灣的諸多紀念館中,是不是也有類似可以討論的案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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