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讀書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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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讀書會會議紀錄】

時間:2020/11/30
進度:《漫長的戰敗》第五章至結語、李紅濤、黃順銘《記憶的紋理》第一章

本次讀書會閱讀內容為橋本明子《漫長的戰敗》第五章至結語,以及李紅濤、黃順銘《記憶的紋理》第一章,首先由于庭進行導讀,再由成員們綜合討論。

《漫長的戰敗》第五章 戰敗國的道德恢復──全球比較觀察經由前幾章的討論可以知道,「漫長的戰敗」是戰後日本社會處理戰爭道德文化與自身認同的過程。國家戰敗造成參與戰爭的國民對自我認同的質疑,在戰爭結束後並未獲得適當的處理,導致戰爭結束至今,日本國民依據自身對於戰爭的直接或間接記憶,產生一套戰爭論述,進而決定了現今要以何種主流方式解決戰爭問題。

換言之,戰後日本社會致力回復「正常國家」,結束戰爭對於國家制度、社會道德的影響,其中最著名的即是關於憲法第九條的爭議。作者將戰後日本解決國家道德文化的方式大致方為三類,呼應戰後日本戰爭敘述的三種方式。其一,民族主義途徑。此途徑支持者同常認為戰敗使日本國家文化衰弱,必須透過共同國家歸屬感,重建國家政治經濟力量,獲得西方國家認同才有可能擺脫戰敗帶來的國家汙點。民族主義途徑的最大支持者,通常是戰時的政治菁英家族後代,對戰後西方國家指責日本對戰爭反省不足,以及東亞國家以戰爭為由脅持日本當代政治感到不滿。其二,和平主義途徑,傾向與東亞各國修好,對戰爭受者道歉與賠償,並對於國家主導的戰爭解決方式表示不信任。這類人多為學者、知識份子,以人道主義自豪感形成集體意識,象徵日本從戰爭獲得教訓,並以秉持和平人權思想與行動做為對戰爭的反省。然而,國際情勢使日本自衛隊不得不參與其中,東亞地域情勢加溫,也使得日本和平主義途徑遭到考驗。其三,和解主義途徑,主張通過國際對話,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互信關係。該手段以戰後德國案例最為成功。2005年,由中日韓三國共同聯合編輯歷史教科書,試圖找到共同理解和闡釋的框架。然而,因國際情勢的惡化與地域政治的摩擦,致使三國人民之間對彼此的態度保持存疑,三國之間的對話並未能帶來真正的解決途徑。
 
以國際上成功解決戰爭問題的德國為例,德國對戰時國家內部的種族屠殺抱持的連貫的懺悔政策,鼓勵人們自我定罪,與過去完全分割,重新建立新的集體認同。對外,透過聯合國的協助,戰爭結束後迅速地與周遭國家進行對話,進行結構性的調整,並且以歐盟的歐洲認同,取代德國認同。以自我定罪的方式,取代紀念陣亡英雄團結國人的方式,並立即取締極端意識形態。在早期清楚劃定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分歸屬,將懺悔視為勇氣的象徵,在懺悔中重建民族信心。近年來,這類明確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敘述與劃分也受到動搖,引入更多的灰色地帶。
最後,作者點出幾項日本目前的問題:一、道德框架的曖昧不明。隨著世界局勢變化,冷戰期間的道德架構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灰色地帶。加上日本國內經濟發展停滯,二十世紀的道德標準,以及對國家經濟復甦的信心到二十一世紀後逐漸變質,無法在國家旗幟下找到群體認同的年輕人,很可能會尋求較為極端的愛國主義作為認同。二、變動的地緣政治。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快速崛起超越了日本,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對兩國合作蒙上陰影,日本社會則面臨東亞經濟第一的地位輸給了新興崛起的中國。其三,日本曾致力於如德國一般,尋求一個超越國家認同的世界認同,將此希望寄託在聯合國之上,打破以戰爭勝者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而日本僅能當美國的聯盟國。但此事在中國政府未停止國內反日情緒的手段之前,這樣的希望並未獲得功效。
 
《記憶的紋理》第一章 緒論: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選擇本書作為本讀書會的第二本讀物,是希望歷史學可以從傳播學方面獲得借鑒。歷史記憶的課題不免處理媒介在傳播歷史的功能。該書中,兩位作者以傳播學的專長,對於媒體本質有更為細膩的處理方式。尤其第五章討論線上公祭空間的生成,以及第六章討論網路空間如維基百科的記憶空間的建構,都開始涉及網路世紀對於歷史記憶的形成,網路空間如何成為凝聚群體的空間,突破時間與地域限制,傳遞共同的情感經歷,網路空間同時既有歷史展演、歷史敘事、參與空間的多種功能,作為新興媒介,其本質具備重要的討論空間。其次,傳播學善用數據分析作為研究方法,可用作研究現今巨量文本的可能方式。本書將處理媒介如何處理歷史事件,使之成為共有的傷痛,引出人們的共同情緒。具體問題包括有媒介如何報導、如何紀念?其次,作者也提出「相互纏繞的記憶場」,認為許多對歷史的再現與政治上的利用,其實是為了回應另一種記憶的敘述。
 
接著仍是由于庭主持討論,除了對這章的論述進行分析之外,成員們也回顧了整本書的敘事、論點。首先,于庭提到橋本明子的書僅只於找出不同的論述並羅列其間,卻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論點,有些可惜。成員靜嘉也針對此點進行補充,認為本書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諸如未來該如何解決日本面對戰爭道德問題的方法,畢竟是第一本以文化創傷這個概念處理戰後日本道德問題的著作,只進行分類,並沒有具體告訴讀者,這些不同記憶是否在時間中有任何的變化,或是有哪些時間點是關鍵的轉折點,又是哪些比較重要的推動者。至於成員文喬,則點出了另一個問題,書中提及中日韓三國共同寫歷史教科書的事件,但是共同達到的依舊是一個框架:日本人是迫害者的角色,必須道歉與賠償。但是,應該要回到歷史事實,其實朝鮮也有日本帝國的協力者,而且二戰時中國戰場是更加混亂的,也有朝鮮兵參與戰爭。所以說,當教科書的書寫是有框架的時候,究竟是政治優先,還是和解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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